第一次拨通电话的时候，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正在工地上和队员们探讨考古发掘中的新发现。
1974年，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和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都出自这里。自此，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崭新的故事要从2019年讲起。伴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启，王晶这一代年轻的考古人走入考古现场，走入三千多年前的北京城。
然而，琉璃河遗址考古只是近年来北京考古事业的一个缩影。北京城的历史，在考古人员的手中，徐徐展开。
“太保墉匽”
一组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尊、卣、爵等器物，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不可置疑的实证。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清楚地记得，这些青铜器出土于去年冬天。“1902号墓葬是偏中小型的贵族墓，面积仅有7平方米，能够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出土青铜器，已经算是比较惊喜了。”
王晶和队员们将几件青铜器整体提取到室内。清理过程中，首先打开了青铜卣的器盖，发现器盖内壁和器身内底部都铸有相同铭文，且比较清晰。“当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太保墉匽’的内容，感觉非常兴奋。”王晶表示。
卣中铭文可辨识：“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随后在匽侯宫进行宴飨。”
史书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铭文中出现的“太保”“墉匽”“匽侯宫”等内容，有力地证明了三千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地，建造了燕国都城。
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表示，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实证，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堪称“北京之宝”。
去年出土的错盖三千年的青铜簋也饶有趣味。M1901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考古研究人员根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
自2019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
大幕拉开，琉璃河带给人的惊喜不断。三年间，琉璃河遗址新发现了宫殿区之外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发掘了小型夯土建筑3座，清理了西周早期墓葬5座，新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百余件。
遗迹类型丰富、遗物内涵复杂的琉璃河遗址，不仅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例证。
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
今年，琉璃河遗址考古的重点是城址区。王晶介绍，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琉璃河城内的一夯土遗址进行发掘。“这个建筑规模较大，符合西周燕都遗址的气象。遗憾的是，城内夯土建筑被晚期堆积破坏，打破情况严重，恐怕很难再复原建筑本身的房屋结构。”
与此前发掘的墓葬区不同的是，城址区发掘难度更高，有更多叠压打破关系，更多复杂现象。“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在不断克服这些困难。”王晶说。
白天，王晶会和队员们在考古现场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回到室内，整理一天的照片、记录、图表，“我们会定期开例会，讨论新发现，有时也进行一些分享和公众考古活动。”
这样的工作对王晶和队员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用王晶的话来说，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虽然辛苦，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夏天的时候，为了让工地内的光线更充足，容易辨识，即便再热，现场往往也不搭棚子。冬天的时候，为了对遗址进行更好的保护，有时考古人员会给它们盖被子、搭棚子、加暖气。
“土遗址由于可展示性不强，往往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在王晶看来，需要和天气奋斗的不是人，而是遗址。“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牺牲人在野外考古的舒适度，来更好地保护遗址。”
目前，琉璃河考古发掘团队共有四十余人，包括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技师、合作高校的研究生和民工师傅，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
能够深度参与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王晶感到十分兴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神往已久”。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她，研究方向就是夏商周考古。“上学期间，老师也经常提到琉璃河遗址。”王晶回忆。
谈及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期待，王晶表示，琉璃河遗址真正的辐射范围、建造城市时的布局理念、城内与城外的关系以及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一直想要去搞清楚的。
寻找城墙
与此同时，通州东部，路县故城遗址的发掘也在进行。
2016年，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今年，考古人员在东汉水井中发现了木、竹简牍，这在北京地区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当时，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勐正和同事清理城郊遗址区东南部的一个水井，发现了封泥匣。封泥匣一般附在简牍上，中间下凹处填以封泥，汉晋时较为常见。
他和同事据此推断，水井里面有简牍和封泥，于是一点点仔细清理，最终发现了木、竹简牍。
受保存环境、条件的限制，木简、木牍的出土在南方及西北干旱地区较为常见，在北京的遗址中出土十分难得。孙勐介绍，木简、木牍容易受损，目前还是以保护为主，以后会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解读。
两汉道路的发现，对了解和认识城郊遗址区的范围与界线十分重要。此次考古还首次发现了魏晋时期最大规模的窖藏。孙勐介绍，窖藏以铁器为主，种类丰富，包括日常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等。他猜想，这可能和魏晋时期动荡不安的背景有关。
《汉书》《水经注》《后汉书》等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属渔阳郡；王莽改为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改“路”为“潞”，始称潞县。该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
2016年，找到城墙，确定城址的边界，是孙勐和同事面临的任务。最终，考古人员通过全面调查、局部钻探和重点发掘，基本确定了城址的位置、范围和形制。
这也是孙勐第一次专门从事城址考古。他表示，城址考古工作持续时间长、涉及内容多，比较复杂。
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
新世纪以来，北京进入各类建设历史最快增长期，考古工作为配合这些建设全面展开，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标志性节点出现在2014年。当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由此，“考古先行”的原则正式确立。
“北京对遗址、遗迹的保护由被动式保护变为主动跟进式保护，走在了全国前列。”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回忆，那时，社会各界对地下文物资源的保护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地下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热情高涨。
这些年，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现场，人们常常能看到考古人员的身影。考古研究不仅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配合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2017年，考古人员对明清时期的西板桥及河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为探讨北京中心城区明代以来内金水河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去年，正阳桥明代镇水兽的出土，对研究正阳门前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金中都考古首次发现护城河、城墙、马面等外城城墙体系，还发现了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等城址遗存，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城市更迭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工作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世园会等国家重大项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21年底，北京考古研究院完成副中心考古发掘56项，发掘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发掘古墓葬、道路、水井等各类遗迹近万座。副中心发现的古代遗迹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形制齐全、器物丰富、分布集中，与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建立起立体结构、内外互动的遗迹系统。
在张中华看来，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得到了落实。
“下一步，不仅是配合城市建设，我们还会做一些主动性的考古工作，对北京的地下文物资源、北京城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他说。
走向公众
伴随北京考古事业的迅速成长，近年来，“公众考古”的概念也慢慢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人走入考古现场，尤以圆明园考古工地为代表。
2016年，圆明园首次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等新媒体上直播考古实况，向公众展示西洋楼遗址区的远瀛观考古现场。张中华回忆，当时考古人员还是拿着一台手机直播，设备简单。
谈起最初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决定，张中华坦率、微笑着说，自己最初表示了反对。“当时，我还陆续写了好几封抗议信。”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圆明园考古工地向公众开放以来，他们收到的都是公众的鼓励。他越来越感到，工地越开放，公众越能包容和理解。
最近一次直播中，他表示，公众考古确实给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些新挑战。比如，考古人员接触的都是专业领域知识，如何把这些内容通俗易懂地向大众科普，需要花一番工夫。但他常常身体力行。
乐此不疲的还有王晶。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公众考古季中，北京市文物局邀请20组家庭走进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共同探秘“最早的北京城”。
20组家庭在王晶和队员们的带领下，实地体验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试用探铲、观察土样、收集陶片、记录信息等。在与公众交流的过程中，王晶发现，一些人是带着好奇心来的，能够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听到自己和队员的讲解后，才发现考古原来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走的时候，公众收获满满，还对他们报以微笑，让他们照顾好自己。
“模拟考古不会破坏文物本身，还能让公众了解考古发掘的流程以及考古过程中要记录的信息。”王晶说，“如果以志愿者或者临时队员的身份真正参与考古发掘，则需要经过专业培训，不是拿上手铲就能直接上手的。”
回顾这几年与公众的接触，王晶感慨良多，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去年冬天。
2021年12月19日，《2021琉璃河考古新发现》的网络直播，引发了大众对燕都遗址和主动性考古发掘的关注。通过直播，观众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队员们在零下的室外环境里，站在满是泥泞的墓坑里艰苦工作，嘴里不停地呼出哈气，衣服上挂着冰冷的泥浆。
直播后，有人将满满三大箱暖手宝，放在了遗址外围董家林村口的岗亭，托人送到了考古工作站，还特意将快递单信息撕掉，只留下了“房山群众”几个字。
三箱东西封箱不动，被妥善存放。当时，王晶和队员们希望找到这位“房山群众”，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一同参观遗址，近距离感受考古工作的魅力。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找到这位好心人。但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一直让王晶感到很温暖。
尽管目前考古工地上的事情繁多，但王晶表示，对于短视频、直播、媒体的报道等，他们一直保持开放、欢迎的态度。“毕竟，公众考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特别的一年
今年，对北京的考古工作队伍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
不久前，新组建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正式揭牌。从1951年成立的文物调查组到文物工作队，再到文物研究所、如今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考古队伍已经走过了70余年。名称的变化体现的是北京文物考古事业波澜壮阔的历程。
去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设工程考古事务中心)与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整合，组建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年2月，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调整设置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并保留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牌子。
“名称的变更，体现了北京对考古工作的重视。人员组成上，我们也进行了优化，利于今后考古事业的发展。”张中华说。
根据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的特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设置了燕文化、辽金元、明清三个考古研究部；此外，还有文物保护研究部、文献资料研究部等。“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文物的现场保护等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对文物保护工作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张中华表示。
今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决定，授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申报材料里提到了去年的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
该调查历时近六个月，足迹遍及北京市9个区，共对101处地点进行了核查，行程3500多公里，确认32处石窟寺、33处摩崖造像，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天气寒冷、交通不便等困难。
张中华回忆，那时，正值2021年初北京最冷的时候，石窟寺往往建在山上。张中华和同事一进山就要待很久，没有吃的也没有住的地方，条件十分艰苦。
“考古调查在整个考古链条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工作。通过调查，才能初步摸清遗址、遗迹的分布和保存状况，为下一步的考古勘探、发掘、保护和研究提供依据。”他说。
在张中华看来，探寻北京城市之源的路任重道远。“从金朝到元明清，北京一直作为都城存在，我们希望找到更多北京‘何以为都’的考古学证据。此外，北京处于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我们想要弄清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北京的贡献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