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2022）上的发言
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期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化。尤其是在二十大中，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一些说明：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第二，全球处于变革动荡期。这些说明背后都暗含了很深的学理和现实逻辑基础。
一、大变局的核心指标
1、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地位大幅上升
2008年是一个分界点，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第一次超过发达国家。在疫情之前，这个比重的变化已经达到了18个百分点。目前很多变化与原来的预测是不一样的，比如新兴经济体这几年的动荡比发达国家更剧烈，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很多人非常看好11个新兴经济体，但它们的分化也很严重。未来这种变化会是什么样的态势，是需要我们重点考虑的。金砖五国在2000年前后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但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其中熠熠生辉的只有中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体系面临着很大的压力。2021年G7的GDP达到42.4万亿美元，比金砖五国高出近18万亿，占全球比重将接近45%。2021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GDP分别为17.73万亿、3万亿、1.77万亿、1.6万亿、4197亿美元，合计24.5万亿，超过了美国GDP，占全球的24.8%。其中，中国一家独大的格局全面显现。同时，过去二十年中高收入国家占世界的比重下降了15.43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提升了15.33个百分点，而中国占世界的比重提升了12.13个百分点。
因此，从一般角度来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东西方国家的格局变化，也是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变化，更确切一点，就是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
2、亚洲在世界格局的地位全面上升
世界三大板块，印太板块、美国板块和欧洲板块，在2008年交汇后，出现了加速分化的态势。美国GDP比重呈现出稳定恢复的过程，但欧洲的比重大幅下降。最为重要的标志是，2020年中国GDP比重第一次超过整个欧元区的总量。2021年中国GDP总量为17.7万亿美元，欧盟总量17.1万亿美元，我们比整个欧盟还多6000亿美元。可以看到，在未来五年或十年，欧洲加速衰落是定局，印太区域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将加速上扬，达到美国在战后的最高比重的位置指日可待。因此，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亚洲时代全面到来。
在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逐鹿亚洲、抢占印太市场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心。十年后，这些战略实施的成功性会发生很多变异。第一，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概念，在俄乌事件过程中已经全面崩溃。这种崩溃必定会驱使俄罗斯以远东开发为重点；第二，印度在印太框架里向东进行战略扩展，这对于我们潜在的战略威胁是比较大的；第三，中国和美国在“一带一路”上进行竞争性的布局也值得关注。
3、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世界整体格局
亚洲体系中，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但这种局面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亚洲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基本盘和亚洲版图已经牢不可破呢？并非如此。从美国崛起的经验来看，由孤立主义向区域主义再向世界主义拓展的过程中，区域主义是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中转站。中国若要在亚洲处于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有所调整，亚洲战略应该成为中国战略的基本盘和核心。美国目前布局产业链回流，包括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这要求我们也要在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上有所斩获。
1）中美大国博弈的格局已经全面形成
预计到2025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基本达到85%，这将改变中美不对称的博弈格局，在同样一个量级进行缠斗。这种缠斗将改变未来双边博弈的内涵和战略性的定位。
2015年中国GDP超过美国60%，今年提升至78%。在此过程中，双方擦枪走火，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也是我们需要风险管控的关键时期。今年美国国防报告出台，其中美国白宫认为2029年左右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三年疫情导致中国经济的下滑，尤其是今年增速只有3.2%，而美国今年经济增速估计在2.7%左右，目前我国新增GDP还略低于美国。由此很多人认为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这种悲观情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从学术角度来看，中国赶超是大概率事件。
从购买力平价看，2013年我国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越了美国。按照去年的购买力平价，中国总体GDP是27.3万亿，美国是22.9万亿，我们比美国多4.3万亿。这表明两个国家实际资源控制能力存在差别，导致战略冲突是很明显的。
2）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世界治理体系的变化
WTO方面，2001年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多边谈判机制失灵；2018年WTO上诉机构瘫痪，同时美国威胁退群。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方面，目前IMF协调体系失灵，导致G20宏观协调体系启动。此外，中美间的博弈导致美国以民族外交同盟和供应链同盟作为基础筑起小院高墙，实施各种脱钩。俄乌冲突爆发又导致欧美民族外交同盟结成了很好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全面复活了北约这一军事组织，并且使这个军事组织泛世界化。
4、分工体系、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变化意味着全球格局性的变化将进一步拓展
全球产业链在过去十几年中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核心成功挤入世界前三强之列。
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专利的贡献。2019年中国专利贡献首次超过美国达到第一，并且连续三年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参数，比如中国的高被引文量处于世界第二，研发强度、创新指数也有很大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内部顶级创新次国家区域模式开始显现，从目前的专利科学出版物行政区域的集中程度来讲，中国已经完全跻身世界前列。同时，我国占全球电子专利生产比重大幅度上扬，过去二十年逐步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去年，中国创新指数成功跻身第12位，研发投入成功进入世界第2位。全球风险投资区域分布中，亚洲板块大幅度上扬，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国。
与此同时，技术脱钩现象早已出现。我国的国际共同发明占比下降，国际科学联合出版的占比也在下滑，这一点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二、加速变化的重要表现
1、长期停滞将被全球滞胀所替代
1）“4低2高”向“2低3高”模式转变
过去的“4低2高”是指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低收益，高债务、高杠杆。目前，世界经济正在转向“2低3高”，即低增长、低贸易，高通胀、高债务、高风险。这个变化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低增长表现的很多，很重要的原因是疫情冲击，以及新冠与人类的共存导致各种生存成本上扬。同时，技术进步放缓。更为重要的是，能源危机以来环境技术的增长速度比预期的差。此外，老年化加速导致全球日本化问题严峻。202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2025年是全球出现老龄化的重要节点。这导致很多基础参数出现变异，尤其是全球储蓄率的上升。
2）低贸易现象
这也就是逆全球化现象。这几年贸易下降非常厉害，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贸易还会进一步降低。
3）局部国家滞胀已经来临，全球大概率也将出现滞胀
目前全球通货膨胀达到8%点多，OECD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10.9%，很多新兴国家通货膨胀都达到了两位数。这次与上一轮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差别，不仅是供给冲击，同时也有需求拉动。更重要的是，本次通胀与供应链重构、供应链瓶颈等深层次的因素有密切关联。
疫情是重要的触发因素。人类历史上的高通胀一般与战争和地缘政治密切关联，瘟疫就像一场战争，在供给和需求端产生不对称的冲击，但与战争又有所区别。
通货膨胀的黏性可能比原来预期要大，主要原因一是超预期的疫情冲击；二是疫情救助的天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三是俄乌冲突中期化；四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大的供应链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用单纯的货币政策来对冲目前的多元通胀，可能会导致利率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受损比以往更大。因此，使用单一工具对冲原因复杂的通胀，是非常困难的。
4）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
第一，病毒与人类共存，导致各种健康防护成本急剧上升；
第二，逆全球化导致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大幅上升；
第三，各国绿色转型加速，这首先是成本概念；
第四，区域冲突常态化导致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防护成本的增长，这种增长在俄乌冲突下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五，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高还本付息。原来虽然是高债务，但是低利率或者零利率，所以还本付息压力还不高。但美联储连续加息超过400个基点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第六，劳动力短缺与工资联动机制的出现。
以上几个因素导致高成本时代的到来，体现为高通胀、低增长。若能在这几大成本控制中取得优势，就能够在竞争中拔得头筹。
2、各类社会政治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冲突中进一步恶化
1）全球不平等问题在三年疫情冲击后进一步加剧
2）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民粹主义问题短期内难以缓解
3）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区域主义问题在未来不会缓解
在俄乌冲突中，各国已经将传统经济利益放置于第二位，而将价值观、民族、文化等利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会引发一些格局性的变化。
4）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孕育出来的强人政治将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加速上扬
此外，世界进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大国博弈冲突还会处于全面上扬的过程。
总体来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全球增长能力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分化，各国增长动能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异。高成本时代的到来导致高通胀和低增长，竞争的关键在于成本控制。而成本控制依赖于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调整，以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性布局。因此，未来可能具有强烈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具有一些外生性冲击和风险内生为经济增长压力的特性。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新的视野，来把握各种短期和局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