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王贤祝每晚可以插完7-10盘红炮。在位于浏阳的小作坊里，他们总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工作。具体而言，就是不停地将引线插入炮筒，然后捏紧。这项工作很考验视力，不一会儿就得揉揉眼睛。
后来他做了烟花厂老板，赚过钱，也经历过“禁鞭令”后的产能过剩。
今年，受益于防疫政策优化、“禁鞭令”的松动，浏阳市迎来了十几年不遇的烟花行业热潮。
每个小时，都有十几个电话打给王贤祝。但他不敢接，因为接了电话也没货。
以下是他和几位烟花厂老板的讲述。
浏阳市售卖制作烟花爆竹零件的门店。
【1】“年前就已经脱销，外地订购电话不敢接”
金得利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贤祝
今年这种情况，是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大家的热情都起来了，完全没有预料到。
我们日常都是按订单进行生产的，每天的产值大概是60-70万元。现在有些城市的禁鞭令突然放开，很多地方的经销商临时来订货，我们没有那么多货给出去。
你看我的手机通话记录，每个小时都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这些外地打来的电话，大连、海口、广州、山东会不停地我都没敢接。有人会不停的打好多个，一个我都不敢接，接了电话也没货。
还有一些老客户，四五年之前找我订货的。今年，他们当地政策一放开就来找我订。因为之前没下订单，没有在我的生产计划之内，实在需要的话，只能提价，从现货里匀一些。
花炮是我们祖传的手艺，在我们浏阳南乡，没有一个不会做的，就连小孩都会做。
小时候，我的学费都靠自己做烟花来赚。小孩只能做一点简单的工序，比如插烟花的引线，每个药筒里都要插一根。这个工序一件会给三五分工钱，但是那时候学费也便宜，一学期也才三五块钱。
比如一盘普通的红炮，快的1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我们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那么手巧，我做要将近20分钟。放学之后做，一晚上我可以做7-10盘，周末的时候父母会有要求，可能说做完30盘，就可以出去玩。
像塞药这种危险的工序，就需要大人来干，我父母也会做，就是初级的家庭手工作坊。那时候，我们家不对外售卖，都是去有门路、有资本售卖的人家里领原料回来做，按件计费。各家做药的配方百分之七八十是相似的，可能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差异，配方好一点，燃放的效果、节奏、炮响力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毕竟烟花涉及火药，是个特殊行业，后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为了安全起见，浏阳市政府就慢慢引导个体生产户向工厂转变。通过10多年的引导，到2000年，几乎都是工厂化了。
现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已经基本不存在，插引线这种工序已经可以实现全机械化生产了。最初机械化的时候，是产量上不来。当老板的，只要有货就能出。
浏阳的烟花产业是在2000年前后走上快车道的。像我的厂子，刚开始是在我们老家，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个人，产值只有两三百万，现在慢慢发展的也有两百多人了。
2016年，各个城市的禁鞭令陆续出台，给我们的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还要看各个厂市场面向的地区分布。
我们这边有一个厂家，一年的销售量是1.2个亿，但是他在河北省的市场份额占了60%，河北的禁鞭令一出，相当于他就损失了6000万，销量下降了一半，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就要临时重新去开发市场，像到西北或东南沿海。
从那时候开始，烟花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就出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浏阳原本有1000多家烟花企业，经过优胜劣汰之后，现在还剩下400多家。
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还存在，未来可能会继续这种行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创新不足或安全性不稳定的企业，可能都会慢慢被淘汰掉。
【2】“2016年禁鞭令导致市场萎缩，这几年慢慢回暖”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钟自敏
三年以来，今年销量是最好的，是一个特殊情况。
在年初规划的时候，我们“以销量定产量”，不可能盲目地去多做，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我们今年的生产时间也不是很长。因为高温放假、疫情政策调整，很多工人身体支撑不了，感觉很辛苦，今年总共也就生产了200天左右。
另外，“禁鞭令”放松、疫情政策调整后，我们没有准备，导致“供不应求”。我们也在加紧生产，原来是在腊月二十基本上都停工了，现在我们可以做到腊月二十六，到小年以后了。
今年价格可能有一些上涨。比如山东枣庄，拉一车烟花去，还没入仓库，别人就都守在外面来，发货单给我，基本上都买了，就这么疯狂。现在这边工厂里也是，有什么对方要什么，不挑品种。
我们1993年建厂，到现在快30年了，是浏阳比较大的一家烟花公司。
以前，放烟花用电子引线头，经常出问题，点不着。开始燃放前的那顿饭，我基本都是吃不下的，生怕出问题。
我第一场燃放是1999年的财富论坛上，很不成功，那时候点火设备不是很发达，人工去点，像上战场一样。那场烟花就是点火设备出了问题，我们几个人用烟头点上去的，现在都是机器编程点火了。
2008年奥运会我亲自参与了，我们东信烟花承担了鸟巢龙形水系整个的焰火燃放。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产品。没规范20世纪都是家庭作坊式。在上世纪60年代，南乡流传着“十家九爆”的说法。到了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工厂化、规范化。
工厂化发展了这么多年，产量按理说是足够的，甚至现在还有产能过剩的现象。
之前，禁鞭令导致市场萎缩，加上产业升级，浏阳烟花工厂原来有上千家，现在才400多家，少了50%还多。
正常来说，我们上半年只有4月份左右，也就是清明节期间，有个内销的小旺季，因为全国有这种习俗。那个时间以后，基本上都是出口为主。美线做到五月底，再下欧线，欧洲的做到十月份。
这几年，烟花市场慢慢有回暖。2021年产值是260个亿，今年有300多个亿。因为竞争比较激烈，价格也处于低点，我们工厂的利润率并不大，只有6%到8%左右。
【3】“超规格的、专业燃放类的产品很可能流入市场”
浏阳某烟花集团负责人
作为烟花厂家，我们其实也有担心。一方面，现在只要在你仓库里的，别人都要，可能质量差的、不好的、超规格的，都会流入市场。
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禁鞭很多年，不像年年放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安全燃放。突然一下放开，安全问题也不可控。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个人倒着放“加特林”，这是很恐怖的。特别是把专业礼花弹在桥上面点、在马路上点，要崩死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
现在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下，超规格的、专业燃放类的产品很可能会流入市场。有些厂家想，反正经过了仓库，你拿着钱来拿货，高百分之几十的价格我卖不卖？睁只眼闭只眼，就把它卖掉了。
有些地方政府出台规定，只能在限定区域，放符合规格的烟火。或者政府组织在专门的场地，请专业的燃放公司来放，老百姓来看。这才是规范的做法。毕竟烟花是一个特殊产品，安全问题一定要重视。
在烟花行业，竞争很激烈。大多数人会通过降价、打价格战的方式来卖产品。尤其是没有创新，没有占领技术高点，或者是成本高的，能批量复制的产品。在质量上省点成本，药物上控制一点，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像“加特林”，反正壳子都是一样的。到时候，里面放19根大管还是放19根小管，谁晓得。买了的话，可以试试敲一下底部，可能底部也是空的，没插满。
正规的工厂坚持只做好东西，可以很稳定的有市场。现在，杂牌“加特林”是很火爆，但如果只是赚了一波快钱，几天就爆出来了，砸自己的牌子，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4】“我们厂一分钱都没涨”
湖南庆泰花炮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慰德
今年春节前花炮销售的行情，是我最近十几年都没见过的。
我们的订单大多是在去年4到8月接下的，春节前交付出货。最近有些客户临时来订购，我们没有多余的货，最多给一车两车。比如你要500万的货，只能给30万、50万。
今年我们厂总共产值有3到4亿元，耽误的时间比较多，夏天高温假就放了两个多月，后来疫情政策调整，工人很多都阳性了，没法来上班。
到了过年，行情这么好，工人的放假时间也往后延了一些，往年在腊月二十、二十一就放假了，但是今年往后延了三四天。可即便如此，产能还是有限，产值也不能一下子提上去。
行业可能有涨价的现象。有朋友和我提起，有人向一个厂定了60车的货，但是现在不给交付，可能企业也看到这个涨价的空间，每车加了2万卖给别人，这样就可以多赚一点。
我们厂是一分钱都没涨，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是个老厂，要做自己的品牌，做了这么多年烟花，没必要因为这点小利润砸了口碑。现在市场上的乱象，就是“一粒老鼠屎，打烂一锅粥”。
我今年72岁。从14岁进花炮厂打工，到1986年自己成立“九林鞭炮厂”，在这个行业内待了一辈子。
1964年，我跟着在烟花厂做技术员的叔父学习烟花的制作工艺，是花炮技术的四代传承人，现在也是咱们浏阳花炮制作工艺传承人。
我是浏阳本地的南乡人，以前我们那里每家基本都会做。但当时两极分化，普通家庭作坊没有牌子，叫“散张”，有能力的工坊叫“开张”，会到各家去收鞭炮，再分为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封装之后售卖。有的会从浏阳河走水运，送到福建、武汉等地贩卖。
后来我就进厂打工。花炮行业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安全意识、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当时的同事，被炸死的、残废的都有，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活到了现在。
改革开放后，我“下海”了，去补过轮胎、修过电瓶，又到外地的花炮厂做过师傅，到1986年，回到浏阳成立了“九林鞭炮厂”。
那时，我创造了“花中炮”的技术，就是把烟花和鞭炮结合起来，鞭炮炸响时候还会出现一点花火，通过这个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创新是企业能走长远最重要的一点，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原来的烟花，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亮，这么有趣味性，效果这么好。像嗅觉上，以前的花炮里面，硝的味道特别重，现在我们就会加一些香味，中和硝的味道。
视觉上更不用说了，科技这么发达，外包装上面扫一下，就能看到烟花燃放的效果。效果做得更精美，就更能把握市场。
浏阳市烟花爆竹协会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