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又到一年催婚时。时隔三年，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本文作者独自在北京生活多年，做记者工作。故乡的催婚的压力曾使她感到窒息，逃到大城市寻求认同与包容。疫情隔离拉远了人与人的距离，却也不失为一种安全距离。35岁，女性，单身，今年她带着这样的身份标签，返回三年未曾亲近的故乡，一座北方的三线城市，想与那里的一切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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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的第二天，一大早在楼门口遛狗，迎面碰上对门的叔叔。“回来了？”“嗯，昨晚回来的。”对话礼貌地停在这里。很明显，我还没有嫁出去，只带了一只狗回来。
决定养狗之前我其实更喜欢猫，安静。狗的热情对我来说，是种难以回应的压力。进门的时候扑上来要摸摸，我吃饭它要凑到碗边盯着我看，连上厕所都会趴在门口等我。就像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的热情，她喜欢早起做饭，但香味对我来说不是幸福的滋味，而是不得不起床的闹铃。大概是好几年没有跟别人一起住了，我有些不习惯。
若不是这三年居家的日子太长，常常一个人无聊，我可能不会渴望有一个热情的生物陪伴。尤其赶稿的时候，狗会在客厅不同的地方尿尿。我只好用尿垫把尿吸干，抓起卫生纸抠着木地板缝擦一遍，喷上除臭防定点的喷剂，最后坐回电脑前，晚上10点，还剩一个小时截稿。
在老家，我住在父亲单位家属院里，百十来户，彼此都是同事。从我初中开始，哪家孩子谈了男女朋友，对方家里做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如果谁分了手，整个院子的耳朵都会竖起来，我就是在别人的耳朵里长大的。
时隔三年，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上小学的侄女在得知我比她妈妈年龄大后，眼睛里全是惊讶：“大姑，那你怎么还不结婚？”弟媳瞄了我一眼，赶紧堵上女儿的嘴。没有人再直接问我，亲近些的长辈拍拍我的肩，“工作稳定，房子也有了，就缺结婚了。”一句话说成了两半，重点明显在后头。
其实这几年没回家我还挺轻松的。28岁以前我一直在老家，身份特别扎眼。每周都有邻居家孩子结婚，父母一看见我在家就发火，“为什么不出去约会？”长辈每次见面都要点出我的问题和错误，有时候一大家子围起来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你就是太挑，得改。
我想反驳，总被顶回来：“只有家人才会说你，外人谁管你？都是为你好。”父亲的一个朋友专门找我谈心，“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知道吗？这是不孝”。
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也试着相亲，体制内的，领导身边的，总之在叔伯姑姨眼中都是前途无限。只不过对方一听我是记者，首先会问，“出差多么？”再补一句试探，“有了孩子就不能这样了吧？”一个号称一见钟情的男生，始终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抛头露面”，他这样形容。
去北京后，这方面困扰少多了，至少是看上去。去一场桌游就会收获几个朋友，临别时约好再见，其实可能再也不会见了，谁关心你是不是大龄单身？出差的职场妈妈到处都是，在这座日常通勤两小时都不算远的城市，出差叫个事儿么？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她在北我在南，中间隔了8个环，我们一年只见得上一回。
和同事聚餐的时候，突然接到老家“相亲对象”的视频电话，我看着屏幕犹豫好几秒才接起来。同事后来说，我的脸色相当不情愿。“没有感情为什么要结婚呢？”这句被我小心藏起来多年不敢再说的话，在他们说来理直气壮。可能这是我最轻松的时刻，在这里我看起来没那么怪，不用害怕跟别人不一样。
资料图其实没有旁人催促，随着年龄增长，我自己也会感到压力。尤其是过年，都拖家带口的，我不也不免落寞。大年初一，按照风俗，已婚的表堂姊妹都在婆家过，只有我和堂哥一家陪着长辈吃饭，年年如此。这两年我没回去，催婚的口风又升级了，“赶紧结吧，要不然生孩子就难了。”前男友的父母最担忧的，就是我的生育能力，前几天他提出复合，借着酒劲问我：“你还能生么？”
我不吭声了，这么多年的孤独感突然涌上来。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当年，我没选那些“领导身边的”，和一个所谓没前途的男生恋爱。当年，我放弃体制内的工作，到国外读书，把父亲气病，后来他去世了。家属院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这些事。现在我35岁，是一个标准的“大龄剩女”了，不仅他们觉得问题在我，我自己也觉得。我试过那些“正确选项”，好痛苦，也就自然地放弃了。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主动选的，只是无法妥协于其它选择。
临近年底，我妈问我春节在哪里过。我上次回去过年还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大家都不敢出门，除夕夜只能和朋友在线上举杯，我特意开了一瓶红酒。结果接到单位电话，通知初二返岗报道武汉疫情。那瓶开了的红酒，我妈一个人喝了。
今年一开始我还犹豫要不要回去。我阳了那阵，老家的长辈还阴着，轮番打来电话问药够不够，满是心疼：“你看这离得这么远，想照顾都照顾不上。”表姐也没买到药，但她把家里的药匀出来了一份寄给我，里面包括外甥的退烧药。
生病的脆弱让我无比思念曾让我远离的小城，我想回去了。平日里很少联系的家人朋友，甚至说不清我的工作单位，但在感染潮来临时，却惦记着我缺不缺药。这两天看到有人写，没有人能够真的切断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即便是一个想逃离故乡的人。我深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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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身这件事儿上，我和故乡之间是有沉重羁绊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总说，我没有结婚“是爸爸的错”。我不明白，和大部分事情一样，我和他总是很难达成共识。
从小他就立下重重规矩：放学必须立马回家，不能在别人家住，夏天不能光腿，坐下两腿要斜着并拢，不能大笑。但他同时又极度宠溺我，从不限制零用钱额度，冬天骑自行车也心疼。我做的第一件与他期盼相悖的事，大概就是考上一家本地媒体当记者。他始终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到点下班，回家就能吃上现成的饭。他总说一句话：“不想干了就辞职，爸爸养你。”
我们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一次我去加油站遇到自助油箱，就跟工作人员说，我不会用。隔壁车主听到，大概说了句“连加油都不会”的话，我非常生气回怼对方，“不会又怎么样，用得着你来说么！”那位男士显然没有料到我反应这么剧烈。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在气自己的生活技能缺失，并把这一切归罪于“爸爸养你”。
之后很多年里，我一直想逃脱这句话。它让我觉得自己被轻视，一直以来我都扮演温顺乖巧的女儿，内心有不同感受，也不敢说。我渴望独立。
28岁那年我决定辞职，出国读书，一方面是催婚压力实在压抑，工作上的成长空间也越来越窄。老家的媒体，和机关大院里的生活也差不多。同事前一刻还在嬉笑吹牛，领导来了立刻换上另一张脸，对谁都点头。最大的业绩，就是跟着领导接触小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随时提心吊胆，担心半夜三点突然被召唤到办公室，只是为了一则政务动态。
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快乐的，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6年没用过英文，我从最基础的语法学起。备考中间要到隔壁城市上课，一开始我开车去，后来没钱加油了，就坐城际公交。
那是父亲第一次管控我的钱，不准任何亲戚帮我，逼我放弃出国。他认为我不干“正事”，他口中的“正事”就是找对象结婚。
半年的高压备考，让我胖了十斤。家属院里的流言又来了，转了几道耳朵传到我这里——她出国是去生孩子，孩子是一个已婚某某的。流言制造者是对门家的儿媳，可信度立马增添几分。我觉得荒谬至极，出去读书的理由，这么难以置信么？
资料图母亲心里向着我，但她不想与父亲对立。倒是年过八旬的姥爷偷偷说支持我，为了不与父亲伤和气，他也不敢明说。我执意要走，而就在出国后第五个月，父亲查出肺癌。小姨说，“幸好你把你爸气病了，能早早发现”。我出国后，我爸一直放心不下，整夜失眠。我开始怀疑自己，是我的错吗？
家里的换鞋处，现在依然摆着父亲生前常穿的棕色皮鞋。他之于整个家族都是顶梁柱。堂姊妹发生什么要紧事，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自己父母，而是打给我爸。这种安全感让我一直觉得有他在，什么都不用怕。
然而陪父亲第一次化疗完回家，在动车上，我看着他光秃的后脑勺和佝偻的躯体，第一次意识到那么强势的人，也会脆弱到不堪一击。他望着窗外，我望着他，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
最后的日子，他不再与我争论，我也努力做一个温顺的女儿，缠着他讲过去的事。父亲的童年是在乡下奶妈家度过的，回到亲生家庭那一天，他在门口哭了好久。奶奶哄不住，索性任他在门口哭到天黑。那大概是父亲记忆里唯一的任性。之后，他成了沉默的四儿子。但那个独自哭过的男孩，在他心里疼了几十年，因此他希望女儿过得无忧无虑，不用知晓任何生活的真相。
病床上，他还是说了那句话：“不要太辛苦，累了就辞职回来吧。”他去世以后，我才越来越明白是多少疼惜才能为子女撑起一个童话世界。他的遗愿被生前好友放在心上，表示我的婚礼他们将全权负责。之后的每次聚会，总会有人说起这份遗愿，提醒我还没有完成。
在那之后，我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没多久疫情开始，想回也回不去了。今年跟母亲贴春联，不小心贴歪了，第一反应是，“我这活儿肯定交代不了爸爸”。父亲干活细致，在世的时候，春联都是他带着我贴。“就这样吧。”我笑嘻嘻从凳子上跳下来，不打算重来。
这几年我逐渐意识到，父亲的离开，之于我重新认识自己，影响有多么深远。其实我一直想逃离父亲，却不知道，我是在逃离不够强壮的自己。我曾觉得和他、和小城的距离如此遥远，可是细想，每个人的经验和理解，都无法复制也无法效仿。理解大概是世上最难的事，不理解才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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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分别，让我对老家感到些许陌生。回家路上我试图关掉导航，却不得不重新打开。路边挂满了灯，每一处空白几乎都被节日装饰填满，像这里人们之间的情感，浓重而失焦。
一周里，小叔给妈妈送了三次年货，从干果花生到蔬菜熟肉，羊肉是煮好的，连葱姜蒜也包括。七十多岁的大伯一大早跑来看我，新冠肺炎出院才两三天，他没敢摘口罩，站着聊了十分钟走了。之前我在电话里明确说过不适合的妆前乳，表姐最后还是买了送我，还专门带了一罐开封的让我试试。
在大城市强调的边界感，这里几乎没有。可也是这种粗粝的情感，磨掉了我的盔甲。采访中遇到的“险”，病痛时的难受劲儿，就连独自生活的一日三餐，在他们看来都是极不容易。在北京，和每天见面的人不会说的软弱，在春节的絮叨中被一一认真抚慰。
资料图过去三年，我一直忙于把生活过得有延伸感。结束了一段糟糕的恋爱，也彻底跳出体制内，进入市场化媒体做了向往的职业。第一次跟同事见面就是尴尬。选题会上，大家穿着休闲服，背一个帆布包，跟领导放松地开玩笑。我在其中显得异类，职业装、高跟鞋，给编辑发去稿子总附一句，“请您审阅”。
那时民营企业纷纷裁员，铁碗饭万人难求一个，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我，这个决定非常冒险。老家的前同事纷纷升为中层，而我重新做回一个小白，凡事都回复“好的”“行”，稿子也摆脱不了体制内的路子，编辑反馈，“不知道该从何改起”。母亲也劝我放弃，但我不甘心，而且，放弃是不是太丢人？以前的同事怎么看我？我总想起当初离开，没人相信我能做到。
转变比想象中痛苦且漫长。合租室友的关系，似乎也止步于隔三差五在群里提醒，小便要掀开马桶座，用完要清理。记得有个瘦瘦戴眼镜的男生正在创业，似乎永远在屋子里打电话，说的都是“政策”和“大局”。难得闲聊两句，他说自己其实也很会做饭，只是没有时间。
大家各有各的难，没人顾得上安慰我。一个从大公司辞职改行去NGO的朋友告诉我，“醒来”的过程，就是孤单和无助的。也有好处就是，大龄未婚这件事可以轻易隐身于人群，不用再被“纠错”，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事。
我趁疫情期间房价回落买了一套房子，尽管在五环外，但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布置装修。在父亲走后，我感觉自己重新有了家。
去年下半年，我从犬舍抱回了三个半月的小狗，Moon。它把我带入了一种类似新手妈妈的生活。九月底那几天连着采访，为了让它正常出门上厕所，我会尽量避开9点、13点和20点这三个遛狗时间约访。但它还是尿在屋里了，一晚上5次，而且耗光了最后的尿垫和喷剂。因为疫情，进京物流那几天特别慢，买的存货在路上迟迟发不过来。
我把Moon关回笼子，坐在沙发上大哭，连日的疲惫化作委屈都流了出来。它看着我，又趴下慢慢睡着了。我的生活开始围着狗转，引起了我妈的嫉妒。
资料图她起初不同意养，以为养狗的责任会落在她头上。父亲去世后，她开始时不时到北京跟我住。我们没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已经7、8年了，不再是原来熟悉的样子：我不再问东问西听她的建议，她也不再是总有解决办法的万能女士。
她反应开始变慢，讲话里随处可见“那个那个”，半天说不出来，刚说过的事很快就忘记，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她讲故事从天气到情绪都喜欢讲得仔细；家里的财务收支也都记在账本里，16开笔记本两页摊开画一张表格，在对应的位置贴上各种票据。
医院检查说这是轻微脑梗，长时间没人交谈是其中一个诱因。父亲去世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独居，好歹亲戚都在那边。疫情第一年，因耳石症差点晕倒在家，幸好被及时发现，她康复后就来北京跟我住。有回她分享新闻，一款照顾老人起居的机器人即将上市，我立刻说小狗也能。
“我躺在床上啥都不能动了狗能帮我干啥？”“它能帮你盖被子。”我妈被逗笑了。
但真的养了狗，我妈又开始抱怨，嫌我对她的关注变少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说，“人都是往下亲”，如果姥姥和我同时病了，她会先顾我，还说以后我也会这样。我当时着急争辩，但现在有些理解那句话了，尽管Moon不是人。我渐渐意识到，是父母的保护，这么多年成就了我对亲密关系的所谓“理想化”。
过去几年，类似的事情反复让我重新理解爱情与婚姻。尤其在采访中见识了各类新闻的背后，都是人性的拉扯。我的包容力被不断推宽，包括对我自己。孤独的时候，我会想起那句话：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
被侄女问起“大姑，那你怎么还不结婚”之后，弟媳怕我难受，分享了很多婚姻生活中的阴影，说羡慕我的自在生活。多年老友相聚，她们试着开始跟我聊冻卵。我大笑，此间的善意我多年前视而不见，总算现在没有错过。是时候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了，至少不拧巴。
